命是保住了。
夏涛有一瞬间以为，自己要永远“留”在珠峰东坡了。
卫星电话发出的求救没有得到回应后，他和队友决定下撤，艰难走出暴雪中的珠峰东坡营地。几万元的行李，不得不留在山里。
事后回想，夏涛觉得自己还是心存侥幸，在一天可能经历四季的雪山，一度在赌“天气会变好一点”。没想到的是，他和队友恰恰遇上了十几年难遇的暴雪。同一天，和夏涛一起被困在珠峰风雪里的，还有近千名登山者。
而随后的一个月，从多地的大山荒野里，不断传来徒步者遇险的噩耗。
根据中国探险协会《2024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统计，2024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335起，涉及人员1126人，受伤92人，死亡84人，失踪11人。登山，是死亡率最高的项目，24起事故中有17人死亡。
事故频发的另一面，是逐渐走向大众的户外运动。《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4-2025）》提到，截至2025年4月初，中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已突破4亿人。
走向山野的一路，除了风景还有未知的风险。如今这条路上也挤进了源源不断的生意和隐患。然而，尚在起步阶段的户外行业，却并未发展出与之配套的监管。
当徒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目标，绝不是只有征服。
遇险
爬到3900米左右时，李果开始头疼、恶心、心慌，他意识到，是高反。
向领队反映后，他得到的回应是：“一点高反没事。”
想着自己的耐力确实比一般人好，李果就一边吸氧，一边忍着不适跟着大部队继续向上走，最终抵达海拔4200米附近。
离目的地黑海湖只剩一百多米，李果却全然没了欣赏的欲望。
35岁的李果是广州人，对高原风光很向往。国庆前，李果决定前往黑海湖徒步。出发前，领队发来清单，告知需携带的物品以及可能出现的意外。硬壳冲锋衣、抓绒保暖衣、羊毛速干衣、备用防水裤、3升容量的水袋……李果觉得，自己准备得很充分。
但爬升却比想象中难得多。
整个徒步团由一名向导领队，带8名队员冒雨前进。雨断断续续，李果穿着雨衣感到闷热，从披在身上到攥在手里，最后干脆把雨衣塞进背包。8人中，5人骑着骡子上山，李果和另外两人选择徒步。路上骡子粪和着稀泥，他小心翼翼地迈步——一不小心鞋子就会陷在土里，拔不出来。
越来越难受，李果觉得呼吸急促、头疼想吐。下午2点左右，和领队反映情况后，李果和同队三人决定先行下撤。
他坐在骡子上，浑身无力，一心想着赶紧下山，没太关注已经湿透的下半身。
快到下午4点，骡子需要休息。李果双脚着地走了几步，浑身冷得发抖，“就像冬天洗完澡后赤裸地站在冷风中”。“失温”闪过他的脑海，他看过很多关于失温自救的科普视频。同行队友将自己的保暖羽绒衣给了他，李果一路小跑，寻找能换干衣服的地方。他只有一个念头，如果发展到重度失温就没救了。“我不能死在这。”
李果决定下撤。 受访者提供
同样因为意外而终止行程的恒瑞行配资，还有几天后身在珠峰东坡营地的夏涛。比起李果，夏涛算是有经验的徒步爱好者。但10月4日这一天珠峰的雪，还是超出他的意料。
走着走着，雪没过鞋面，夏涛估计积雪已有二三十厘米厚。寒气扎得脚生疼，每走一步都很艰难。
到达色学人马营地时，较大的营地已被商团占满，夏涛和队友只能继续往前步行一两公里，各自安营扎寨。
晚上，搭好帐篷后，雪不但没停，反而越下越大。夜幕降临，夏涛的帐篷已经一半被埋在雪中。夜里，他们一直尝试用卫星电话向当地边境派出所等发送求救信息。风雪太大，基站被雪盖住，信号断断续续。他们没有收到回应。
另一边，庞大的商团聚集处，四个大帐篷陆续被雪压塌。领队蒋凡从入夜时半个多小时清一次雪，变成每隔十几分钟就得清理。他越来越担心帐篷被压塌。前一天冒着冰雹和风雪前行，有些队员已经面色苍白、嘴唇发紫，隐约出现失温症状。蒋凡评估：降雪量可能已有40厘米，到了能下撤的极限条件。
风雪里的珠峰东坡营地。 受访者提供
第二天一早，蒋凡和另外几个领队商量，想让牦牛开路。但商团人多，物资多，收拾起来需要时间，蒋凡的队伍落在了后面。向导们开路两三个小时后，才换成牦牛，其他人跟在后面走。一直走到离终点三公里的地方，他们终于见到救援人员。
夏涛醒来时，最厚的一块积雪已堆到他胸口位置。外面的雪还在下，封住了向外走的路。他和队友决定放弃休整，跟着一公里外的大露营点的商团一起下撤。他们出发得算早，走在队伍的前列，傍晚7点左右，终于下山。
等到蒋凡队伍中最后一个队员下山，已是晚上10点多。“我们不算走得慢的，那时至少还有一半队伍没有下来。”
出发的选择
去黑海湖徒步，是李果第一次上高原。
“不能侥幸，”他意识到这次失温带给他最大的教训，“整个过程领队只有一个，也不可能一直跟着（我一个人）。如果我不是在营地旁边失温，不知道会不会死在那里。”找到取暖的房子后，李果被房间的主人带去烤火。喝下葡萄糖和热茶后，他的身体才逐渐好转。
后来，李果复盘时才察觉，这个8人团的领队，全程最大的作用是充当司机，载着他们去了三个不同的景区。领队和李果一样，也是第一次走那条前往黑海湖的线路。
今年初，李果才开始接触徒步。觉得在网上约陌生搭子建立信任太麻烦，他第一次出发，选择了报团。
和李果有相似想法的人不少。这几年，作为一家上海户外俱乐部的创始人，刘源更直观地感受到行业的爆发式增长：俱乐部单日往返徒步活动，已经丰富到一周里有五天都在举办。最热闹时，一条单日往返线路有150人报名，三辆大巴全部坐满。
“比起去人头攒动、体验感不好的景区，很多年轻人更愿意去户外徒步。”刘源能感觉到，社交平台上的宣传，也在把更多的人引向户外。尤其是前两年，他在社交平台上随便发一条有关徒步的内容，浏览量很快就能过千。更重要的是，这直接转化成了客户。
户外俱乐部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些推广的阵地。为了吸引更多客户，刘源所在俱乐部的账号在小红书和抖音上，有时一天发好几条队员们徒步的打卡照。投流时的用户画像也很关键。刘源说，他们会把范围限定在市区，再勾上“年轻人”的选项。
大家带着不同的目的而来：刘源发现，除了一些户外资深爱好者，很多人是带着社交的想法来报团的，追随着网红打卡地出片的人也不少，还有人对徒步完全没有了解，“把这个当成一个廉价的旅游团”。
在成为户外爱好者之前，夏涛也是抱着看不一样的风景、解决亚健康的心态出发的。兴致最高的初始阶段，他每周都会进山。和大多数户外爱好者一样，每次进山，他都会拍下全副武装的自己和山野的合影，分享在社交平台上，再留下通常显示在西藏、四川等地的IP。
各地的俱乐部里，很多都是短途徒步路线。很多人的徒步爱好，实际上是从里程10公里左右、爬升不足1千米的线路起步的。路线难度越高、行程越长，收费就越高。夏涛透露，珠峰东坡徒步的普通商团，价格大多在一万元左右。而那些单日往返、徒步 10 公里的短途路线，可能只要一两百元。
走得多了，夏涛觉得商团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他的需求。“要适应大部队的节奏，有时候会勉强自己”。这次去珠峰，他和队友提前规划好了行程和装备清单，找好牦牛工、定好住宿，花的费用只有商团的一半。夏涛说，如果要找商团，他也只会找10人左右的小团。偶尔，他也会去小红书上找搭子；更多时候，他会找三五个有经验、性格同频的朋友，自主出行。
装备的升级也是烧钱的大头。从2018年入坑后，蒋凡购买各种装备就没停过：登山鞋、帐篷、拍摄设备……加起来已花了近10万元。线路的挑战难度上去后，觉得自己不够专业，他又报了中国登山协会的户外指导员培训和急救课程，考下了国家三级山地运动员。“徒步多了，去的山越来越野，地方也越来越远，假期就不够用了。”几个月前，蒋凡决定离职，准备把户外当成主业。最近，他几乎天天都在山里。
蒋凡决定把户外发展成事业，最近几乎天天在山里。 受访者提供
在很多像蒋凡一样的徒步爱好者眼里，这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食粮。一次次冲进大山里，乐此不疲。
而当徒步成为事业，投入的成本也自然不一样了：2022年，创立了一家户外俱乐部后，钟衡一个月有15到20天花在徒步上。每周一到周五，她会进行体能训练或探线。这是很多领队在带队前，为了对路线有全面认识要做的准备工作。每个周末她都在进山带队。
后来，她团里的领队逐渐扩充到35人。他们有时还会做免费的公益进山活动，少则30多人参与，多则一支队伍有100多人。钟衡也渐渐发现，这两年，队伍里的小白越来越多了。
当徒步成为一种生意
钟衡的团队，最近接连拒绝了好几单找上门的生意。
没有经验，却要爬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社交平台上，几个网友来咨询某条线路的全包价格，被运营团队账号的同事一口回绝：“对不起，我们不收。”钟衡发现，这两年，社交平台冒出不少提供全包服务的俱乐部，打着“专业级雪山攀登装备全包”和“向导配备”的标语，附上价格，配上雪山美景，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小白前往。
“这些服务无非就是吸纳没有任何装备、没有进过大山的大学生。”钟衡很清楚，“这些人在明知参与人员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为了促成单子进行定向销售，我觉得是可耻的行为。”
她甚至觉得，这已经发展到“病态”的程度。她想起前段时间爬萨武神山主峰时，在村民向导家里，遇到了好几个穿着板鞋、冲锋衣冲锋裤的登山者。交流后钟衡才知道，眼前几个年轻的大学生，在此之前连一座平原低海拔山都没有爬过，仅仅是被社交平台上的雪山视频吸引，便飞去成都租衣服、交报名费，挑战这座海拔5175米的雪山。而从他们做决定到爬山，只有短短不到一天的时间。
她俱乐部的活动里，这两年也涌进很多这样一无所知的年轻人，“很多人以为，户外就是进山走走逛逛，打卡拍照。”对户外的追捧热潮下，这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生意。
刘源所在的俱乐部也顺着这股热潮快速成长。他估算，在上海，和他们同赛道的户外俱乐部如今已有200多家。除了户外组织，连不少知名户外品牌也开始发起徒步活动。
商业徒步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网络上。这几乎是一个没有什么门槛的行业：刘源经常发现，俱乐部新开发的线路，很快就被其他团队“抄”去。越来越多新俱乐部入场后，只要在户外群里随手发广告，就能用接近一半的价格招揽参团成员。
领队的流动性也大。随着组织的线路越来越多，刘源感慨，有时候甚至会遇到领队不够用的情况。他们常年都在招领队。
蒋凡所在的全国性俱乐部，同时在职的领队有几百人，加上偶尔兼职带队的，号称有3000多人。领队按次结算带团费用，收入跟线路难度、资质和评价相关。这一次珠峰东坡的团，蒋凡最后的工资是600元一天。
但相关的资质却不是每个带团的领队都具备的。蒋凡说，他所在俱乐部一些难度较高的线路会对领队资质有要求，而基础路线并没有。钟衡解释，一般合格的领队都有中国登山协会的户外指导员证书，或者是四川省登山协会的高山协作上岗证，同时还得有红十字救护员证等。“如今市面上，有证的领队都是香饽饽。”
她时常为现在很多扰乱行业的现象感到担忧：不少不具备全面知识和从业资质、仅仅走过一条线路就在网上组队收报名费的所谓领队层出不穷。也有很多公司注册执照后，便开始在网上大力拉人头报名，再把徒步者转卖给徒步路线所在地的地接社，赚取差价。
钟衡透露，目前的户外市场上，绝大多数户外组织都没有相关的旅行社资质。“有一些户外组织，收取游客的进山费后，再交给当地村民。”
在她眼里，现在的川西可能是国内户外市场最复杂的地区之一。这里有丰富的山地资源，每年吸引众多徒步爱好者奔赴，同样也让不少人嗅到商机。
在很多地方，山不是想进就能进的。关卡通常设在进山入口，当地村民成立集体公司后，在这里向想要进山徒步的游客们收取管理费和向导费。
这次去珠峰东坡徒步，蒋凡和队友也被入口处的村民收取了一人240元的费用。村民亮出一个私人微信二维码，“直接扫给他，没有收据和门票，只签了一份没有公章和抬头的告知书。”告示里，费用包含环保费和服务费。牦牛工、马和马夫、向导费用则需要另外收取。
牦牛工、向导费用等都得另外收取。 受访者提供
但越来越多人涌入，也让蒋凡对这片曾经的秘境可能受到的伤害感到痛心。这一次，蒋凡把自己所有的垃圾全部带了下去。一路上，他没有看到一个垃圾点，“只有一个牛棚里堆满了垃圾”。蒋凡理解，对徒步者收取一定费用，是属地村集体创收的途径。但他觉得生气的是，自己交出去的清洁费用，并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
“但你要进去，就要交这个钱。”钟衡留意过，在很多徒步路线属地的入口处，会张贴负责收费的公司执照和应急救援预案，也会将收费情况公示在墙上。但她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却是，去徒步的这些人一旦出事，除非报警，不然很难得到及时保障。
前不久，钟衡的朋友去大二普徒步，爬升300米左右就经历了高反，整个人意识消失，瘫倒在地上。但整个过程，包括领队在内，却没有人管他。
钟衡庆幸当时自己也在那条线路上，“如果我当时没去，他可能就要交代在那了。”
风景和冒险中的平衡
“徒步人的至暗之年。”有徒步爱好者这样总结2025年。
10月，珠峰东坡、云南迪庆等地陆续发布了对未开发区域长期禁止或者临时关闭的通告。在此之前，面对越来越多徒步爱好者对生态的破坏和愈发频繁的意外事故，很多路线属地也宣布对未开发区域封禁或者整改。
出事后封禁，“一刀切”的整改已经成为众多路线属地的普遍做法。中国探险协会副秘书长蒋琬文告诉记者，在“一刀切”封禁之外，其实有更多可行的办法。
她建议，可以通过对户外徒步者进行分级备案提高管理的灵活性，同时按照风险等级，对不同线路的徒步者提出不同要求。在四川四姑娘山，景区使用了徒步电子围栏和人脸识别闸机，对进入人员进行备案和监测。她也提到，有必要对违规穿越者追偿救援费用，建立“户外黑名单”数据库，联动景区、保护区禁入。
近几年，一些徒步路线的属地开始实行强制向导。梅里雪山北坡在2024年9月宣布，不再接待无本村向导陪同的重装散客。重装徒步的散客须由梅里北坡旅游合作社按人数强制配比向导。在相对较为成熟的新疆乌孙古道，当地管理部门对进山徒步的旅行社资质、领队资质和户外保险装备清单都有强制要求，建议领队和游客的配比不超过1:8，一个马夫最多管理3匹马。所有徒步者必须提前报备，领取入山证、缴纳垃圾清运费后，才可穿越乌孙古道。
蒋琬文介绍，目前国内已经有徒步道探索出较为成熟的管理经验。比如在北京香山-西山国家步道，采取“政府主导+专业机构运营+志愿者协作”的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式。步道上，每5公里设置补给站、紧急救援点，全程标识系统数字化，方便徒步者扫码获取定位、路线信息。景区通过预约控制人流，收入反哺维护，实现可持续运营。
然而，这依旧阻挡不了少数人对“野线”的向往。“说实在话，在户外赛道，如果是走步栈道、公园这种，没有人去，因为它太枯燥、单调，没有达到拉练的目的，也不被主流互联网市场喜欢。”钟衡说。
而面对愈发频繁的穿越未开发区域导致的意外，蒋琬文提到，需要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明确违规进入危险区域并造成社会救援资源的法律与经济责任，并且建立安全监管体系，将野生网红景点纳入监管。多部门协同，对无证经营、违规组织探险活动的行为依法处罚。也有必要完善预警机制和规划合规路线并完善标识、避险设施。
与此同时，蒋琬文也认为，平台对于高风险的户外内容需要加强审核，不传播违规探险信息，打击“屏蔽风险、夸大体验”的虚假宣传，强制要求公示路线风险与安全指引。
她也建议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加强监管，与社会组织共同努力，推进户外活动规范化工作，完善培训体系，加强对探险领队等从业人员的职业资格和能力培训，建立户外预警系统，加强过程监管。
同时，建议相关从业机构要具备经营和职业能力，从业人员也应取得相应资质。
从2018年至今，蒋凡走过国内很多条徒步线路。他觉得，整个户外行业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他曾在冈仁波齐转山途中遇到一位昏迷的大叔。寻求救援过程中，蒋凡接连遇到急救电话打不通、关机、拨打景区电话历经波折才转接成功等种种窘境。最终，也没能救回大叔的生命。而另一边，景区每天接到的救援需求已经远超承载能力。
蒋凡提到，尽管在此事发生后，景区公布了24小时救援电话和医疗救护点等信息，“也算是有了一些进步，但我觉得还需要做得更多。”
而需要提升的，也不止于此。蒋凡带队的路上，看到过很多次盲目的出行：“有盲目自信的徒步者，可能不太会分配体力，一开始走得很前面，后面就走不动或者受伤；还有盲目怀疑自己的，需要你不断鼓励，哄小孩似的一直哄着才能前行。”
“新手了解户外徒步这个过程，一定需要去付出时间精力去钻研，同时这过程也有代价。如果对大山里面的环境、天气变化和需要准备的东西缺乏全面考虑和调研，确实是会产生危险。”即使有11年健身经验的钟衡，在第一次徒步时也曾经历中暑脱水。从那一次后，她便意识到，“原来这件事，并不是走走路看看景这么简单。”
她想起那些什么都没有准备，只是想登顶拍照发个朋友圈的年轻人，“他们不知道潜藏着多大的风险。”
（除蒋琬文外，其余受访者为化名）
海报设计：曹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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